作者：马兵配资低利息平台

来源：《小说评论》杂志

一

在《娘》出版十多年后，彭学明的《爹》又与读者见面了，虽然在文体上，《爹》归属长篇小说，但在内在写作观念上，《爹》与《娘》一脉相承，它们联袂成为彭学明最重要的两部作品，也证明了回归文学常道的写作虽然朴素却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电影《一代宗师》里有个著名的说法：“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此语后来常被引用为人生修行的三重境界：“见自己”意为认识局限，反省自我；“见天地”意为了解大化，顺应自然；“见众生”意为理解他者，心存慈悲。在武学的世界里，“见自己”是第一层，在人文的范畴里却未必如此，尤其对于写作者而言，真诚地面对自我恐怕是一个终极的问题。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如果把真诚理解为“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那么就会发现，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真诚是持续贬值的，原因在于一些作家在论及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时过于强调他们自己“不是什么普通的人或什么自我，他们是艺术家”，而这也就“排除了他们作为一个人而跟众人说话的可能性，因而真诚与否、感受与表述一致与否，这些衡量标准都跟对他们作品的评判无关”。[1]特里林此论与彭学明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里，彭学明针对“迷路的中国散文”说过这样一番话：“写自然风光的，往往卖的是导游图；写思想哲理的，往往上的是政治课；写历史文化的，往往开的是文史馆；写日常生活的，往往记的是流水账；而写时代现实的，往往喊的是大口号。”[2]在这篇文章里，他还着重批判了一些写作者把自己当成“专家学者”“导师牧师”和“思想家”的“创作角色的错位”现象。这确是一针见血，而这些批判性的忧愤之后则隐含着他对写作的一个根本认识，即写作者要回归本色，回到常道。写作的本色和常道是什么？答案也不复杂，那就是写作者的“诚与真”，是写作者能够体贴、同情、忍耐、牺牲、自审的灵魂与生气淋漓、富有真气的语言的彼此激发，是写作者能否真正直面自己，让社会中的“我”与作品中的“我”相一致并将之忠诚转化记录的诚笃。彭学明创作的题材覆盖面广是众所周知的，上述自然风光、思想哲理、历史文化、日常生活、时代现实诸种题材，他都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我的湘西》《娘》《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祖先歌舞》《映山红遍》等，且每一部都直入肺腑，“写入人心”。他评价余秀华等诗人时，说他们是“用灵魂书写灵魂”，这其实亦是他多年秉持的写作立场。在新世纪的散文版图里，谈起散文文体的探索和建构，谈起散文边界的融合与跨界，谈起别致新颖或呕哑啁哳的语词沉迷，我们能想到很多名字，但谈到真挚，谈到赤子之心，谈到散文品性的清正良直，谈到修辞立其诚，谈到对读者的尊重和共情，很多人会想到彭学明。

笔者以为，“诚与真”的写作态度也是支撑《爹》这座大山的垒土。

二

讨论《爹》之前，还是先从名满天下的《娘》说起吧。这部致敬伟大母爱的亲情书，从另一面讲也是彭学明的罪己书，承担叙述的“我”是真诚的歌者，也是无伪的悔者。在接受访谈时，彭学明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初衷：“没有有意地去代表天下儿女去唤醒什么，只是以自己血淋淋的事实提醒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在拥有父爱母爱时不理解、不珍惜，甚至肆无忌惮地去破坏去抛弃，等到失去了又椎心泣血地去追忆、去忏悔，犯子欲养亲不待的错误。人一简单，就敢一往无前。”[3]像很多同类作品一样，《娘》也把母亲的命运纳入时代的巨变中，不同的是，彭学明虽也记录了母亲微小的个体生命与重大历史事件迎面相撞的点滴细节，但更多场景还是在家庭内部展开，在母子之间展开，在伦理亲情的纠结与误会里展开，在温暖与痛楚交织的调性中展开。散文始终通过“我”的视角来观察母亲，聆听母亲，落笔的重点不在“变”，而在“常”，在于纵浪大化中母亲那未曾更易过的“以儿女为重”的坚韧和慈爱。穷困时，母亲教子甚严，坚持“养儿不教，养个苕包”；发达时，母亲循循善诱，告诉儿子“要学芭蕉一条心，莫学花椒藏黑心”。映衬这“常”之仁厚的，是“我”的上学、进城、升迁等带来的自我角色的转变，就像特里林说的那样，对自己忠实也许不是难题，但当出现了社会需要我们扮演的“角色”之后，“个体真诚与否”就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与《娘》偏重个体叙事和抒情相比，《爹》则宏阔得多，作为一部反映湘西子弟接续为国奋战的力作，它的写作难度也比《娘》大很多，彭学明要处理的不再是一个母亲，而是包括彭家云、彭武豪、龙光烈、向顶天、向立地、彭武定、彭武生、彭胜虎、刘清平、吴点金、吴赛银、杨高山、侯小山等等在内的正面父辈群像，与田平、朱疤子、麻杆子这些反面父辈群像。

小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重塑《娘》里已定型的爹的形象，毕竟在《娘》中，生父是抛妻弃子的负心男，可在《爹》中，这个让“我”“从牙根里恨”“从骨子里恨”“从骨髓里恨”的男人是恩义惠及绵长的、铁骨铮铮的汉子。这种巨大的转变如果处理不当，人物形象根本就立不起来，勉强立起来也是不能自洽的。彭学明的方式是，用心去走一遍父亲人生的长旅，就像朝圣路上磕长头的信众，在每一步的行旅中，他拨开时光的帷帐聆听父亲的心音，叩拜父辈不屈的英魂，调动历史经验和累积的感情来重审父亲。他用了更多篇幅叙述作为个体的父辈与重大历史事件迎面相撞的种种经历，在一场又一场的苦战里，父辈们的面目一点点地清晰，他们时而金刚怒目，时而柔情缱绻，刚柔并济中，不变的是胸中的诚笃之气，是对家、对乡、对国未曾迁变的爱意。而伴随这些事件的，是彻底的、真诚的自我拷问。笔者以为，《爹》和《娘》给了读者很多东西，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它促使我们省思、检点自己与父母亲人的相处之道，在我们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家庭角色转变中，在承担多重社会角色的情势下，我们还能见到自己的本心，还有理解亲人的初心吗？彭学明所给予读者的，正是很多精致高蹈的作品所拒绝给予的慈悲啊。有不少评论者都把《娘》和《忏悔录》相提并论，对此彭学明敬谢不敏，毕竟写作语境不同，忏悔范畴不一，而且《忏悔录》太经典了，卢梭的忏悔是启蒙运动大潮里的主音，携带着历史和宗教的光泽，他的罪感、他自我裁决的勇气和面向全社会的控诉都是常人不可企及的。而《娘》里对母亲的追悔和《爹》里对父亲形象的重建是多么人间化、多么接地气呀。

三

在《湘行散记》里，每当写到湘西乡野那些卑微的民众默默承担各自的命运时，沈从文经常会使用“庄严”一词。如草芥一般的个体生命放在历史的大潮里总是无足轻重，然而他们负荷人生的态度，却给人启示、给人敬畏、给人庄严。这“庄严”的湘西精魂也升腾在彭学明塑造的父亲群像中。

湘西故土与彭学明的文字相得益彰。如他在《湘西的前世与今生》里说的那样：“我是湘西的孩子，我是湘西的根。”因为湘西这方水土的滋养，在写最沉痛的题材时，他运思也不滞重，在写最重大的主题时，他的行文也不拘谨，下笔如汤汤河水，汩汩俱来，不择地而流，所谓：“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弱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忱洋溢。”[4]彭学明对此一定心有戚戚，他笔下的几位父辈，尤其是生父彭家云不正是“柔弱中有强韧”、涓滴不倦而能无坚不摧的范例吗？英雄、功臣、抗战义士与土匪、特务、坏分子，这些分裂的形象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难以承载的包袱，可是无论遭逢顺逆，无论是主动涉入还是被动卷入历史的漩涡，父亲从来都是淡然处之。

小说中有一笔感人至深：悍匪田平落网后，作为剿匪英模的爹被请到县第一小学作报告，报告很动人，但恰在该小学读书的田平的孩子田年年却难以接受，而爹也深感自责，“一个大人的报告，伤害了一个无辜的孩子，这是作了什么孽啊？上辈人的耻辱要下辈人承担，特别是让一个年少无知的孩子承担，这又是作的什么孽啊？”[5]。后来父亲听说田家断粮，特意买了一袋米，给田平的遗孀送去，并告诉田年年：“哪里都有对人好的，也有对人坏的。对你好的，我们做出成绩报答他。对你不好的，我们做出成绩回击他。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看不起我们，就各人看不起各人，各人放弃各人，那不更被人看不起、更证明我们各人不行了……”[6]父亲素朴的话语中包蕴的人生道理如此简单又如此浩瀚，正是依凭了这道理，父亲和他的至亲好友努力正当地担负各人的人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划过夜空的耀眼流星，最终是无声坠落的结局，但因为这无可计量的担负，湘西大地才成为一方闪光的土地。

张新颖在讨论沈从文时谈到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如果放进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他们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7]彭学明也是如此，他写人物，并不把他们装到既有的套子里，而是瞄准他们自湘西大地的根脉中获得的饱满淋漓的生机，着重在历史之中的自然性，他们的生命教育和道德感是与个体生命的经验高度绾结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品性的单纯，对人事的理解简单之下反而更有负重前行的品质和顺应大化的德行，启迪人们思考善的大道和人生的真意。

甚至对于悍匪田平，小说也抱有巨大的哀矜之心，写出了他性情庄肃的一面。他一生为恶多端，杀人无数，数次加害武豪干爹等人，甚至截获红军的紧缺物资，但在日军的铁蹄踏入湘西大地时，也曾带领部下浴血奋战。解放后，他东躲西藏，但最终还是被爹发现，因为妻子的怀孕，他没有选择负隅顽抗，而是借公安押送之机，一头撞向石壁，“一生的罪恶，一生的孽债，一生的耻辱，都在柔软的头颅和坚硬的石壁间，画上了休止符”[8]。

四

构成《爹》主线情节的是一场又一场的战事，虽然它能否被列入战争文学可能言人人殊，但小说对中国人战争观的纠偏和自觉的历史反思意识，以及它如何将宏大的时代叙事始终笼于人间悲喜的底色里，却很值得以新世纪的战争文学为参照来予以讨论。

彭学明是有着强烈道德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作家，他书写战争时并没有像一些近来写作战争题材作品的作者那样，将抽象的人类情感认同凌驾在民族情感认同之上，所以他忍不住多次现身，礼赞完成数次艰苦卓绝之战的湘西儿女：“我湘西子弟用血肉之躯、用勇敢之胆、用忠诚之义、用智慧之略，筑成了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试想，假如没有湘西子弟兵的殊死抵抗，假如日本帝国主义真的三天占领了南京，那历史会不会由此转向，会不会由此改写？那历史又该带着怎样的血泪、悲凉和耻辱？”为了凸显父辈们的神勇，在一些章节里，他也用了一些不无夸张的手法，比如第二十四章中，就穿插了龙光烈和爹在张青山老人的帮助下，与日军智斗，用毒蘑菇和各种毒草毒杀一百多名鬼子的情节，多少显得有点奇观化，但情节背后的爱憎分明及其所体现的民族情感则是真诚无疑的。

另一方面，彭学明在书写战争时，虽不断把视线放开，写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地自发的民间武装的一些代表人物，但聚焦点在普通士兵和乡民身上，从未远离。草根民众投入战争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投入的过程中，民众的民族意识也得到极大的升华，像吴玉音跟随恋人龙光烈在刑场上慷慨就义，吴点金和田杏这对鸳鸯在朝鲜战场上从容赴死，都以近乎“极致”的形式将儿女情上升到英雄气。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人们看到的从来都是长河蜿蜒的走势和磅礴的气势，很难看到那构成巨浪的涓滴细流，更不用说细小的微沫了，《爹》却跃入大河之中，痛切地感知并传递每一滴水的重量和冲刷，让读者知道在一桩桩影响巨大的事件、一场场青史留名的战争背后，到底有多少无名者坚韧的苦斗，他们的流离和牺牲中又充满了怎样的精神型构。印度小说家高希认为，历史学家与作家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即来自涉入历史时的姿态，以历史品格为追求的小说家也要明白“真正重要的部分和其他任何小说中一样，也就是人，是故事”，所以“作为一个作家，你永远不能忘记，在读你小说的那个人不是因为想要读历史，他们是为了人物和故事而读它。所以你总得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9]。笔者以为，《爹》找到了这个平衡。

注释：

[1][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刘佳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彭学明：《散文如何走出沼泽》，《人民日报》2009年3月14日。

[3]彭学明、舒晋瑜：《长篇散文〈娘〉畅销的背后——彭学明访谈》，《名作欣赏》2022年第31期。

[4]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5][6][8]彭学明：《爹》，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543页、549页、539页。

[7]张新颖：《沈从文：人物由内而外散发着生机》，《光明日报》2022年8月17日。

[9]参见李纯一、周程祎：《高希：小说家可以对历史想象产生深远影响》配资低利息平台，《文汇报》2016年10月14日。